邓颖超揭露周恩来(Zhou Enlai卡塔尔国与毛泽东不和,幕后真相是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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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画传》由长期从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的专家廖心文任主编,邓颖超秘书赵炜女士,周恩来邓颖超警卫秘书高振普先生担纲顾问这串冗长的名字,凸显了这本书的权威。捧着这本书,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赵炜感慨万分,她解开了社会上两个有关邓颖超的谬误。

图片 1周恩来和毛泽东
近几年,邓颖超日记被启封的传闻不断,所谓“日记”,里边涉及不少党中央“内幕”及周恩来与毛主席关系不和。网帖言之凿凿地写道:“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对此,赵炜气愤地说这些内容纯属造谣。“我跟邓颖超这么多年,就没看见她有日记。她是有个小本,大概跟咱们手机那么大,但那是平时看到经典的语句摘抄用的,不是日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日记,解放前不能写,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写日记不是留给敌人了吗?解放后更不能写,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写日记,这是工作环境和性质决定的。”
其实一般老百姓所说的“不和”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辽宁人民出版社日前推出了《邓颖超画传》,全景展示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近几年,邓颖超日记被启封的传闻不断,所谓“日记”,里边涉及不少党中央“内幕”及周恩来与毛主席关系不和。……对此,赵炜气愤地说这些内容纯属造谣。

坊间另一种说法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夫妻,是因为感恩邓颖超不顾安危将战火中负伤的周恩来救出来。赵炜说这是演绎,当年周恩来是主动追求邓颖超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在五四运动中,书中援引邓颖超回忆: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后来,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在书信往来中他从欧洲向邓颖超发出了爱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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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4年1月23日第1版,作者:蔡岫,原题为:《秘书证实邓颖超日记系伪造》

对此,赵炜气愤地说这些内容纯属造谣。我跟邓颖超这么多年,就没看见她有日记。她是有个小本,大概跟咱们手机那么大,但那是平时看到经典的语句摘抄用的,不是日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没有日记,解放前不能写,今天住这儿明天住那儿,写日记不是留给敌人了吗?解放后更不能写,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写日记,这是工作环境和性质决定的。

近几年,邓颖超日记被启封的传闻不断,所谓日记,里边涉及不少党中央内幕及周恩来与毛主席关系不和。网帖言之凿凿地写道: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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