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云浮整风批王明,后悔朝鲜战役出兵的

图片 1

他自己也直言不讳:不愿留在延安工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要受之约束。他在武汉可以避开延安,况且他的共产国际身份,在此可以充分展现其能量。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毛泽东有意回避,尽量忍让,却使王明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钦差大臣的地位本该如此,更是将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都是不请示汇报,先斩后奏,客观上已与中央闹独立性。这些被早已赋闲的共产国际前代表李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和很多人都把长江局称作第二政治局,并说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连张国焘也说王明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提到王明,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大都印象深刻。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时愿意出头露面,曾在延安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此人身高不过1.5米,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却稍胖。可能出于长期在苏联吃洋面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农村斗争,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更有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都感到吃惊。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他肯定,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观点。

传达斯大林指示 摆钦差大臣派头

井冈山与莫斯科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注:
布尔什维克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注: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毛泽东看到了王明的问题,在决定王明是否还去武汉时,明确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上,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中央也作了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决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且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姗姗回到延安。

不择手段获取留苏机会 开党内残酷斗争之先河

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无障碍的进行宗派活动,拉帮结派,并开始罗织罪名,排除异己。有人对王明等进行了描述,可谓深刻透彻,入木三分: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

本文摘自《北京晚报》2011年7月8日T14版
作者:徐焰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原题为:一生盲目追随苏联只知照搬洋教条 王明路线:来自莫斯科的“圣旨”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回国期间,王明除充当翻译角色外,还帮助米夫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当时,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一个纲领,其中的精髓是:保卫苏联已成为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王明长期成为搞“左”的路线和照搬洋教条的典型。如果从职位来看,这个原名陈绍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最高领袖,然而过去的党史书却认为他代表的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即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为止。当然,为了照顾某些领导人的名声,过去讲到许多“左”倾错误都记到“王明路线”的账上,不过王明本身不论是理论还是人品确实也极为糟糕。延安整风中此人便被当成批判教条主义的靶子,全国解放后他索性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到苏联,成了一心只为外国服务的工具,自然受到全党唾弃。

这些信息很快便传至美国白宫。1944年11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协调国共关系。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应赫尔利的请求,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王明的方针是错误的,蒋介石对他根本看不起,轻蔑地拒绝其各种建议。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只侧重于抓抗战宣传,失去了掌握和发展武装的机会。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则在华北有了大发展。由于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反映了王明的错误,斯大林也不得不尊重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注: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着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总理。]向准备回国的王稼祥说明,要求全党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洛川会议后,王明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命回国。行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特意接见了王明,让他作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回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之所以派王明回国,是担心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会得罪蒋介石,从而失去苏联的东面屏障,招致苏联受到两面夹击的危境,说穿了,斯大林担心苏联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威胁。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他作主题报告,声称所传达的都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批评洛川会议的方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些明显与洛川会议相抵触的意见使与会者犯起迷惑,可因他有尚方宝剑,与会者大多采取了赞同的态度。


时间:2012-11-4 11:16:25 来源:不详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五大在广州召开,时在广州的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则是会议的正式代表。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再强调农民运动、土地政纲等,王明应该对毛泽东有印象和记忆。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高级指挥员如彭德怀都如此困惑,更不用说其他指战员了,而十二月会议所造成后果,也正如彭德怀所说: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注:
张国焘,字桤荫,又名特立,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他的少年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灭亡、共和民国初创的大转折时期。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中西文化在碰撞,新旧思想在交锋。]、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毛泽东成功地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顶着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压力,带领起义军退往湘南。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十分弱小,革命处于劣势,为求生存和发展,断然不能前往城市,惟有农村惟有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才是发展革命壮大军队建立根据地的最佳去处。历史证明毛泽东独具慧眼,如果当年不是向湘南退却,向井冈山进军,哪有后来的朱、毛会师,哪有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大革命时期,王明的出发点、着眼点是共产国际,这才产生出教条的左倾冒险错误;抗战时期,王明又为苏联着想,惟恐得罪国民党,才产生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的出发点、着眼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正是在面对和处理这一核心利益时,他们之间分歧明显,而这之中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我们刚一到延安,毛泽东就在一天夜晚的联欢会上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们,当然,你们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后来,在枣园,毛泽东曾与我进行过长谈。他直率地向我谈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中共的政策,解释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并展望了战后形势的发展。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为了进行中国的建设,确实希望同美国进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这些信息传达出去。

王明对此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说毛泽东走得太远了,已经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笔者不妨将他在《中共五十年》中的叙述,摘录如下,让读者去细细品味他与毛泽东的区别之所在,他说:1944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约翰谢伟思谈话时说,我们不等待俄国的援助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当时他甚至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宁肯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这就是解放奴隶。

落入敌手泄露我党机密 进政治局推行左倾路线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包办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硬是扶持王明上台,压制不同意见,使王明一步一层天,由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再成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实际掌握中共中央实权达4年之久。正是此时,毛泽东运交华盖,一直受到临时中央局的排挤,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并开展实际针对毛泽东的罗明路线的批判。毛泽东在30多年后与外国朋友还谈起这段走麦城的经历,他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补白:

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6岁就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刚识字就帮父亲记账,稍大就和长工一起干农活。父亲讨厌无休止的读书,他的理想是儿子识字记账,再学会打官司就行了。和毛泽东不同,王明的父亲陈聘之是个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犹豫一旦中国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个“亲美狂”。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延安俨然形成对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泽东、张闻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理不睬,就是不同意刊登,至于为什么,王明直到晚年才透露其心机,他说:我和秦邦宪、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为会议再作结论报告,他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补白:

少年毛泽东是被父亲当作长工一样使唤,就因为读书,不知被父亲痛骂过多少次,在与父亲的争执中,他变得更为敏感和叛逆。少年王明乖巧聪明,一手工整娟秀的楷书,使小小年纪的他,每逢腊月都要给街坊邻居写春联。大人们的赞不绝口,使他的虚荣心得以满足。和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相比,王明倒是个听话的学生,凡教过他的先生没有不欣赏他的。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中共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毛泽东6岁就干农活,王明5岁则随当私塾先生的父亲读书。与毛泽东9岁入私塾读书相比,王明要早4年,而更重要的是,有父母的期待和支持,王明的读书求学,根本用不着像毛泽东防范父亲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实行了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这一惨痛教训证明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何等不切实际!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党内整风的要求,在回顾党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总结王明的“左”的错误,这个自吹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便在整风中成了批判对象。

毛泽东长王明11岁,两人虽然都家境贫寒,可他们却有着不一样的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劳节俭的农民,正是靠着他的克勤克俭,才使得毛家在小小的韶山冲,也算得上不大不小的财东。他对儿子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是要求也像他一样,靠劳动和算计,成为韶山冲更大的财东。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25年10月,王明在商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王明等60余人,由上海启程来到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时势造英雄,尽管王明在商大的政治活动比较活跃,但是如果没有去苏联的四年留学生活,他的政治命运决然不会那么的富有色彩。

“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原题:《毛泽东与王明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六中全会对王明采取了温和式的批评,毛泽东根据王明完全同意各报告的态度,指出: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王明则口服心不服,对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一直持抵触情绪。王明的完全同意,其实是敷衍过关,他仍然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

王明在16岁那年,考入设在六安县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钱杏村也就是阿英是他的国文教员。1924年夏,王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到处都洋溢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高潮,他亦为潮流所激荡,成为商大的积极分子。正是在商大,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使思想理念和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他的话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一变。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全党无疑义拥戴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也不得不说“大家应像众星捧月般地团结在毛的周围”。此后,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又拿出擅长吹拍的手法,在1940年提出要大力“学习毛泽东”。

王明多少也有些倚洋人而自重,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宋侃夫说:王明这时活动多,到处讲话,做报告。内容多与保卫苏联有关。他还在《向导》发表文章,阐发共产国际纲领,提出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他把当时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看作是武装进攻的第一个信号,并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国民众注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世界革命的命运。这个观点成为困扰他的终生心结,他为此而担惊受怕,为此而呕心沥血,这是他政治崛起的起始点和立脚点。

讲演喜欢搬书陪衬 唬住不少工农学生

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显然比王明高。中共三大为中央执行委员,进中央局为秘书,成为中共领导核心之一。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机关报《政治周报》,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7年,中国政坛波谲云诡,变幻莫测。

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此时,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从长沙启程分赴宁乡等十余县考察党务,实际是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王明还说在国共内战爆发时,毛泽东就幻想由美国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首、有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参加的联合政府;批评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为什么迟迟在1948年的五一口号才提出;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不向美军开一枪一炮。政治上他沿袭门户开放的策略以期同美国合作。朝鲜战争时,毛泽东犹豫一旦中国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出兵后,当得知杜鲁门严禁麦克阿瑟下令轰炸中国东北时,毛泽东又懊悔中国不该出兵,寻求尽快地结束战争,以逐步恢复中美友谊。

对美关系的分歧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此文,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刊登。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他虽在该会占了上风,可会议毕竟没有形成决议,所以,到武汉后他未经中央允许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抗战路线的区别,并在中共中央已经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又提出新的六大纲领,其实质内容是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蒋介石看到了王明的价值,更赏识他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讲话。在王明来延安时,蒋介石一再希望王明来汉相助,共同商量解决两党关系的问题。在国民党、蒋介石喊叫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时,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却附和这种声音,指出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根据这个精神,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在巴黎的《救国报》发表,通称为《八一宣言》。这是他在抗战中最为炫目的亮点,他也以此而常常炫耀。他的问题是又由对国民党的全面排斥改为一切服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

与之相比,毛泽东早就看清蒋介石的用心,即让红军大批地开赴华北前线,借助日军精锐消灭红军。所以,他一再坚持红军是独立自主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王明回到莫斯科后,正值中山大学内所谓党务派和教务派斗争激烈的时候。王明看准时机,向副校长米夫献计,先争取超然于两派以外的力量,然后再向党务派靠拢,以此挫败教务派,进而控制党务派。王明的计策果然得逞,米夫当上中山大学校长后,不久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自此更视王明为难得的人才,据曾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中回忆: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的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

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改变了对美方针,有着与美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的良好期待。美国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场上的突出作用,也开始重视对中共的工作。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将之称为中共外交的工作开始。他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社论,称美军观察组为战友们,指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大兴奋的一件大事。希望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图片 1

独立自主的分歧

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是个亲美狂。为进一步论证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说:1964年和1965年白宫先后把斯诺、李宗仁派往中国与毛泽东密切接触。并说:不言而喻,毛泽东和斯诺这样的老朋友无疑反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如何开展等问题,尽管斯诺没有写过与此有关的报道。

昔日被人欺的泥腿子,如今在乡村也挺直了腰杆说话,农民正以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几乎一边倒的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责难声中,惟有毛泽东看到了农民运动的远景希望,大声疾呼农民运动好得很。针对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包括南昌起义,为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打的都还是国民党的旗帜。在运筹秋收暴动时,毛泽东响亮地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出国留学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语言交流。聪明刻苦的王明,很快就能说会写俄文。也就在此时,王明被中大副校长米夫所看中,米夫只比王明大3岁,是个少年得志的布尔什维克,这个人是王明一生中所遇到的贵人。米夫教授的是列宁主义课程,主要宣讲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米夫是个不重实际的人,讲课时很少联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一堂课下来,也不知教授了多少政治名词术语,而这又正中死记硬背的王明的下怀。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俄语,在课堂上争先恐后的举手发言,就这样引起米夫的重视和青睐。

凡是没有偏见的人都有目共睹,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和远见卓识。王明则带着有色眼镜,固守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冷战思维,甚至憧憬着使中国返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凡是与之相违,则都是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王明所不能容忍的,这也难怪,因为在他70年的生命中,竟有最为关键的30年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思维乃至语言都与苏联融为一体了。

当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武装斗争时,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也完成学业毕业了。他成了米夫的忠实帮手,而为了在中山大学脱颖而出,更是受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挺槊而出,左击右刺,制造了好几起冤案,后来又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指在党内有一定威信的瞿秋白、俞秀松等,以此显示自己更加布尔什维克,难怪中山大学的多数同志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毛泽东曾经对师哲说过这样的话,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所谓别人的事,指的是中国之外苏联的事,真是精辟之至,一针见血。

1938年七八月间,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肯定了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正是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

生活在农村的少年毛泽东,天天和农民在一起,有时也被父亲催逼下田当泥腿子。他与农民有着最为亲近的情感联系,常常为他们的遭遇抱不平。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荒,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饥民们去官府请愿,非但没有受到安抚,反而遭到枪弹的镇压。消息传到韶山,毛泽东十分痛心,对官府的镇压,极为不满和愤怒。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起始点和立脚点

王明还写了多篇文章,鼓吹城市暴动,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中国大暴动和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即将实现。文章的理论基础和语言风格完全苏俄化,一个以苏俄模式为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在苏联产生了。1929年3月,他奉命回到中国上海。在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王明借批判陈独秀之机,又把苏联摆到高于中国的位置,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他奉苏联为世界革命圣地,保卫苏联就是保卫世界革命,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保卫了本国的革命。苏联模式和城市中心,占据了他整个大脑,成为他至死都没有放弃的真理。

王明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他基本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在远离实际的私塾里,渡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在他参与发起的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中,他已成为风云人物,报刊上频频出现他的姓名,社会各界已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他。此时的他还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920年夏,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相会,陈所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使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久,陈独秀在相约各地共产主义者创建共产党时,毛泽东成为湖南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彭德怀感到为难的是,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德怀自己也糊涂了,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使彭德怀感到困惑的是,会议结束后如何传达贯彻,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在传达贯彻时说: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是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先入湘乡继入长沙后入北京,纷繁多变的世界给予他极大的感官和精神的刺激。他信过康有为、梁启超,信过孙中山,最后又信过陈独秀,成为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对政治有着一种莫名的冲动,这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文章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社会的担当,这种历史的责任,这种年轻人一往无前的霸气,已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