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思想理论建设规律的认识贡献,延安整风的缘起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实践证明,思想理论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毛泽东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些重要认识贡献具有开拓性、基础性、根本性和规律性,值得不断学习运用。

内容摘要: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毛泽东的一生,伴随着中华民族从沦落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深渊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伟大复兴的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首先取得胜利的。实践证明,思想理论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毛泽东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些重要认识贡献具有开拓性、基础性、根本性和规律性,值得不断学习运用。

关键词:

一、重视理论武装,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断坚定理论信念

作者简介:

从青年开始,毛泽东立志救国救民,其切入点是从理论上、伦理上彻底改造国民。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认为近代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本大源,因此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各种理论主张。五四以后,毛泽东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说: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61)  

毛泽东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是认真的选择、理性的选择、理想的选择。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上发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的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从而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宇宙之真理
,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

摘要:在延安整风运动发起之前,思想路线难以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的一大困境。而六届六中全会后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分歧,是严重影响党在抗战时期团结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彻底清除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残余。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在的本质原因。通过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路线最终得以确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教条主义;毛泽东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一般着眼于三个视角:一是从党的作风建设的视角出发,认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不清除这三种恶习,就无以建设起一个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
;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出发,认为教条主义是阻碍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因素,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平道路[2]
;三是从党内权力斗争的视角出发,认为党内实际存在的各派系之间的角逐,王明等人争夺党的领导权严重威胁到党的稳定,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威胁。[3]
可以说,上述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揭示和反映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复杂历史原因及部分历史真相,都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笔者也曾从党内矛盾的视角出发,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在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严重影响到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4]
。通过近年来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认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是导致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在的本质的原因,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妥当与否,恳请大家指正。  一、延安整风前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提出纲领、方针、政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如果思想路线得不到统一,那么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就无法得到巩固,更谈不上统一,其严重后果必然导致党的分裂和无政府主义。  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六中全会的十余年时间里,党的思想路线长期得不到统一。究其根源,主要有三个:  第一,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直接插手中国党的事务,对中国革命大包大揽,不允许党内出现任何其他的独立思想。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各国党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必须接受”,“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消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5]
这一思想在中国党内的体现尤为明显。以帮助中国革命为由,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及会议文件的起草都直接干涉,有时甚至是越俎代庖,“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6]
,对但凡稍有违背共产国际指示和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见解的同志轻则横加指责,重则予以组织上的严厉处分。在此高压政策之下,中共党内多数领导人只能遵从和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甚至少数人还沦为保卫苏联国家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如“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明证。而像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些有着独立思想的领导人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排挤在核心层外,其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盛极一时。  第二,党内宗派主义现象严重。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虽然人数较少,但由于陈独秀的加入,影响较大。“托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持取消主义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列宁所谓的“二个波间过渡期”,“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因此,他们主张党“放弃革命之企图”,主要通过做一般群众工作,转而“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7]
这一言论实际上是要党主动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无条件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优先性。其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在实践上也引起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分裂。另外,以留苏学生和有着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为群体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尤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取得了在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后,俨然掌控了党的几乎全部话语权。这些人完全秉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旨意,以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段论和城市中心论为理论核心,主张革命”无间断性”的“高涨论”,认为现时的革命“已经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革命”[8]
,这就在实际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并且以“肃反”为名,在党内大搞宗派主义,极力打击报复党内、军内持异见者,“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9]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汲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尊重事实,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主张中国革命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这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更换频繁,党内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前后不到八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主席、常委先后就更换了十几人,而瞿秋白、向忠发、博古等人还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真正的领导人却是背后的罗明纳兹、李立三、王明等,即使是中共中央也时刻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制肘和操控。在此期间,上海的临时中央居然与各根据地之间曾几度失去联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根据地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地贯彻和实施。这种状况很难使得党内形成稳固的领导核心,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思想路线。  不仅如此,党内的这种思想路线分歧,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表示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0]
,但是,现实中党员的成分却极为复杂,几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成员都有,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据统计,1928年六大时,党员的成分分别是农民占76.6%、士兵占0.82%、知识分子占7.2%、其他占3.5%、工人只占10.9%。[11]
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中。”[12]
因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党外受小资产阶级的包围,而且在党内也受其包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13]
不可否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的积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都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自身的缺点也非常多,主要是缺乏政治远见,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严重。这在党内表现的非常明显:“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14]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把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政党。  党正式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是在八月失败后。八月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党内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流寇主义作祟,致使党在军队内的绝对权威难以建立,党委通过的决议也难以得到有效贯彻。1929年9月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九月来信”)中,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要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指示红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15]
随后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列举出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的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如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16]
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全党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7]
应该说,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党的建设本身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由于此后不久左倾领导人全面推行极左路线,在“盲动主义”政策指导下,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没有得以肃清,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遵义会议[18]
和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以及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19]
。以至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还指出:“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20]
  二、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是引发延安整风的根本原因  党中央经过长征转移到陕北后,随着政治环境的相对安定和政治路线的系统解决,大规模地进行党的建设,改造党内思想和作风,便成为党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认为,在由“武器的批判转向批判的武器”和“由秘密转向公开”之时,党所面临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麻烦”,“任务更重”,因而提出重新教育干部,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坚强的、独立的干部,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党在当前的几大基本任务。[21]
党内工作重心之所以转移到思想建设上,这与历史上党内长期的思想路线分歧有着必然的联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内最主要的思想分歧仍然是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尽管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口头上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22]
这实际上是对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一个公开挑衅性行为。这一事件表明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依然是尖锐存在的。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便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据有关文献资料显示,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就此解决长期存在的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但鉴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而暂时搁置起来。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23]
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无疑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产生了抵牾,不仅让中央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得不到及时解决,而且也让王明等人更加相信共产国际对自己的信任,更加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路线。  就在中央为解决党的历史问题产生困惑之际,恰好王明的小册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给毛泽东解决党内思想路线分歧提供了启示。毛泽东认为,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绝不能采用单纯的组织方式简单地加以解决,而是存在一个耐心解释说服的过程,即通过理论阐释和历史、实践证明,让事实(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为此,1940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关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历史上重要文献的审查与编纂。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一工作是为党的七大召开准备相关材料。但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更加确信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还有人对这条“左”倾错误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24]
因此,毛泽东认为,不弄清思想路线问题,要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编写党内秘密文件的核心思想在于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揭示“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的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值得提出的是,在整个秘密文件尚未系统编纂完毕之前,毛泽东便把一部分文件编为《六大以来》,并且在1941年11月中央学习组下发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中,作为八十三个必学文件之一。[25]
1943年8月,毛泽东又主持编辑了《两条路线》,作为进一步整风学习的更为系统的材料。《两条路线》以《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为主要资料来源,共收录131篇,挑选了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文章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26]
可见,编发党内秘密文件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历史来说话,为大规模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做好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后,为配合解决党内的思想斗争,毛泽东还专门撰写了
《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对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中共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人的一篇指导性文章,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逐篇进行分析和批评。这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27]
该篇文章的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彻底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以及教条主义对党内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影响。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甚至在党内也没有作任何传达,而是长期搁置起来。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再次看过这篇文章后,作了一些修改,最终将题目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才得以公开发表。[28]
毛泽东在解释延安时期未发表的原因时说:“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29]
但从毛泽东的话语中,不难看出,延安时期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在理论准备工作尚未成熟之前,而仅仅希望通过一两篇文章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关于思想改造的理论文章发表、并在中央范围内广泛宣传、学习、讨论之后,开展全党大规模的学习整风运动,统一全党的思想,不仅时机已经成熟,而且也成为全党多数人的共识。  此外,1945年4月20日,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毛泽东对为什么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说明:“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30]
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真正原因所在。  三、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胡乔木曾评价说:这个运动“扫除了一九三一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立场,因而使党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且使整个党空前地团结了起来。”[31]
杨尚昆也指出:“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32]
他们的这些评价都是极为中肯的,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33]
蒋介石认为,这是中共最大的成功。因此,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成果。  延安整风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延安整风运动的着眼点在于解决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因而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具有普遍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革命实际紧密联系,方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4]
所谓“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指的就是合乎现实需要的创造。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如何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这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思想路线上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延安整风的实践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与中国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才能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逐渐转化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正如1943年5月,毛泽东在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5]
而王明教条主义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尽管他们口头上谈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但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也是正确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第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既然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什么?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正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就一直在党内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的经验:“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36]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7]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38]
。这就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并且教育全党怎样去做到实事求是。这些都在他撰写的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这一科学阐释,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内涵,而且使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第三,开创了党内思想建设的良好范例和先河。延安整风之前,党的历史上有过数次“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是“肉体消灭”的残暴的阶级斗争手段。但这些运动除了增加党内的“红色恐怖”、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外,无一取得了思想改造的成功。而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开展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民主的和平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改造,不仅符合人的思想认识与发展过程的基本规律,而且更有利于保持党内的团结与稳定。对于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延安整风并不是持“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态度,而是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在延安整风中,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都对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王明也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完全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39]
但在七大上,周恩来仍然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成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重要的一员;张闻天也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而博古和王明则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注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如毛泽东所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显然,党的七大之所以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这与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思想路线的统一和确立是分不开的。  作者简介:郑志飚: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硕士生导师;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永: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博士;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注释:  [1]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参见蔡世忠、郑志飚主编:《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61页。  [5]《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  [6]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387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53页。  [8]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7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0]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1]《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页。  [12]《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529页。  [13]《中国共产党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时期》,第531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48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4页。  [17]遵义会议对王明路线有一个妥协,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虽然是错的,但是政治路线却是对的。这一妥协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唯一的选择,究其原因一是当时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时间讨论政治路线,二是各军团长都在长征中,无法集中起来讨论。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4-175页。  [21]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延安发行(内部版),1940年,第3页。  [22]参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724页。  [2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5-266页。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1页。《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刷了500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于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25]参见商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PDF版),1995年,第40页。  [2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4-395页。  [27]该篇文章在收入《毛泽东文集》时作了大量删改,以节选的形式命名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册,第339-350页。  [2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5-396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  [30]《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  [3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  [32]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22卷,台北中正书局,1971年,第
386、38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38]商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第41-42页。  [3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666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郑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作为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毛泽东把理想信念统一于党的事业,毕生坚定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中央委员会上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他宣称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1945年4有25日,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他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责任编辑:齐泽垚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牢固世界观,掌握方法论,全面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党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外理社会主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外理国际斗争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作出培养无产阶事业级接班人的战略决策,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作为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第一条。毛泽东指出: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
70年代,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即使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曲折、出现失误、犯了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已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但是,也证明毛泽东所说,他一旦建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

二、从思想上建党,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建设两个先锋队

在论述中国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时,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两个先锋队要统一于无产阶级党性。毛泽东创造了思想建党的根本方法,解决了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课题。

1929年12月28至29日,古田会议召开,确立了思想上建党原则。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毛泽东列举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错误思想表现,要求共产党员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全面交锋和坚决斗争,从而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决议重申了思想建党的方法,指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又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由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后来,毛泽东谈到两个先锋队党建工程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

经过延安整风,正确地开展思想理论斗争,自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从思想上建党,注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加强和坚定无产阶级党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1940年初,周恩来在苏联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周恩来说,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季米特洛夫由此更加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更加支持中国革命。共产国际解散后,他还谈到: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十分对的,各国人民,要向他们(中共)学习!

建国以后,毛泽东从巩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更加注重思想理论建设。1955年12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重申30年代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要求开展对于旧思想和自发意识的理论斗争。毛泽东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1958年1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进行初步总结,形成《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讲了一段十分精警的话: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然而,中国革命最初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夭折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的一些错误和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在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
两次挫折,都有同样深刻的理论原因,即不顾国情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延安整风之前,党内存在两条不同的理论路线,一是照搬照抄的本本主义,一是毛泽东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路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任务,要求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立足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之路,也从根本上带来了中国主流思想文化转型,从七大开始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美国学者怀利在《毛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说,毛泽东一辈子读的是线装书,但还是从中走出来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终于形成了为人们所能接受的思想,来代替孔夫子主义。

同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要求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他说,这个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而不是少许。他进而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实践化,把它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
的理论与方法,藉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他说: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1963年5月,毛泽东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就是要与时俱进,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历史课题。1949年9月,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中,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毛泽东坚持结合国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哲学思想方法论,体现了毛泽东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时代意识和主要理论成就。1956年4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又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1962年1月,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四、集中整党整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不断达到党组织思想政治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倡导全党理论学习和思想交锋并重,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解决思想问题,藉以解决政治问题、组织问题。毛泽东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有利于斗争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的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为了全面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健康党的肌体,提高组织战斗力,毛泽东创造了整党整风的形式。其中,延安整风最具代表性,成为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的程式。

第一,集中开展理论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有120多位在延安参加集中学习。同年9月,党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组,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文件有《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其间中央还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这些文献,要求每个干部都逐篇阅读,并写阅读心得,有力促进了全党思想统一和作风转变。

第二,整顿思想作风。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要求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要求克服宗派行为,努力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整风学习进行了全面总结。

第三,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深入学习和讨论。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传达贯彻了党中央的意见:一方面应使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采取宽大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194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通过延安整风,党的高级干部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曾这样指出: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五、牢固树立正确学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反对各种错误理论倾向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学风上,毛泽东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实事求是。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他认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批判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毛泽东批判事务主义和庸俗的经验主义说: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向碰壁的地步。
他要求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更为反对教条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29年6月,毛泽东针对一些形式主义现象指出,这只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1930年5月,毛泽东著成《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发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的号召。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哲学上批判教条主义,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经典著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随后,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出对这两者结合的程度,是党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
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完整地表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
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这年底,他为中央党校题写下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此成为全党的党训。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六、建设强大的理论家队伍和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发挥桥和船作用,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建立之初,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
为此,毛泽东坚持倡导普遍增强全党干部的理论学习教育。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他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

毛泽东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理论学习提高的重点,注意发挥他们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的中国里面,进行一次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必须要自觉地造就成数万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高级干部理论和路线学习的重要性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抓紧研究。

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造就精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革命知识分子队伍。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的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党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绩就越大。
在抗战前夕,毛泽东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支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习业务,学习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我国进入了历史新时期。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于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成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于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l958年1月,毛泽东指示: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毛泽东还循循善诱地教导理论人才和知识分子要健康成长,深入实践,向群众学习,做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他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要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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