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概论,晚清新政时代中心与各市关系初探ca888

因而陈柱先生论道:

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陷入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导致其统治危机的直接事件是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然而实质则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体制无法应付这内忧外患同来的局面。

然其所以节欲,则与后儒之主绝欲者绝殊。盖荀子之节欲。乃所以达欲,故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也。节欲之道有二:一为属(zhǔ
?)于修身者,二为属于社会与政治者。属于修身者,譬如节饮食,则合卫生而不伤身,乃能长享饮食之乐,荀子是谓:“饮食衣服,动静居处,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修身篇》)。属于社会与政治者则贵乎分,使各安本分,不能逾越,则物力可以供给,而不至于争,盖儒家之理想,常以贤则必贵,愚则必贱,国家必量能授职,量能给禄,则其享受亦当量入以为出,故有贵贱贫富长幼之分也。


时间:2007-3-9 16:36:21 来源:不详

荀子,荀卿,一说其名为況(同“况”),荀、孙古音相近,故又称孙卿。《孙卿书》<—>《荀子》
与孟子相对,荀子主性恶论,专为反孟子之性善论而作《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还未读透,容后再补,然陈柱先生在此篇的叙述却解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现今世界,众说纷纭。许多事情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辨对错,那么自身应该如何处之?以往的做法多是两边皆不偏信,持一中立。表面看来是对的做法,但其实不然。中立也意味着两边都不曾深入了解,也未曾做过什么论证与辨别,更多的是一种看故事一般“听过则过”的心态。
而陈柱先生在此篇中,对孟子和荀子二者的言论并没有浅显地以“二者皆有其理”草草概述。而是以两人观点提出的理由出发

一、19世纪50-60年代中央集权体制危机和洋务新政的发生

回到荀子。
荀子以为人性本恶,那么他的教育论则是 积善以去恶 。教育的方法则是
博学以知积
:人所以不知积善,因乎陋,孤陋则寡闻,治陋唯博学。而其最终目标则在“学至乎礼而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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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里的“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社会制度。荀子揭示,社会制度起源于人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人的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随着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客观上都会对制度(其中当然包括*制度)提出新的需求。

然私以为,荀子之说,非谓圣人非人。以其比喻来推之,则圣人如同陶人把土制为瓦一样,把日常行为“制”为礼义。可是制为礼义之后呢?供世人所用?世人观其行而效之以向圣人靠齐?
且不说先生的论点我不甚认同,但先生却是对二者言论做了一个“辨”字。
私以为,人行于世,难就难在一个“辨”字。我行在社会,所观事件形形色色,各种言论甚嚣尘上。大概由于家父自小的言传身教,我个人性格偏于中庸,但中间走了些岔道以至于庸到对事物不置一词不甚求解。谓当事双方都有过错,却不曾细细辨之;谓媒体不实,消息不真不全,因而不予评判,甚至连一“辨”的念头也全无。若是一两件事如此也便罢了,但自己确几乎是事事如此,各类的新闻热点都未曾置评。
并非说需得置评,君子不妄言、不擅断。但至少在一件事情面前需得有自己的观点。而如何有正确的观点,便是要靠自己去细细“辨”之。究其因,考其真伪,据之以礼义,得己之观点。而后观其发展之势,以印证自己看法。

从本质上看,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既产生于一定社会历史土壤之中,又存在于一定*结构之上,为维系一定社会统治服务。所以,中央集权的发展演变,归根结底要受制于社会的变化,也受制于统治者的运用。

推荀子之意,盖以为彼之礼治主义,在社会国家,则为至阶级而至平等者;在个人则为至限制而至自由者也。盖有礼以限之,则人人皆不侵犯人之自由,而我乃可以自由矣。人人皆因其才而享受,则人人得其平而不至于争,则虽不平乃大平矣。此儒家之理想政治也。而无如天下之人,贤者未必贵,贵者未必贤何?

中国自秦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到清代,中央集权体制已形成“内外相维”的结构模式,即所谓“部臣守经”、“疆吏达权”[1],内则综之以六部,外则统之以督抚,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实行综理与分寄的结合。省级政府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

也就是说,物力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人,所以给你划定等级,按等级分配。这个等级即为“礼义”。而划分等级的标准则是“量能”。<small>(见《荣辱篇》)</small>这就对国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量能”才是公平?
先生的评语也有趣: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必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small>《理论篇》</small>

孟子 云: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small>《告子篇》</small>

荀子 则云: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shān
zhí
和泥制陶器)而生瓦,然则瓦埴豈(qǐ)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豈人之性也哉?<small>《性恶篇》</small>

说到底,还是如何“量能”的问题。

即人生而有欲,欲无穷而物之供给有限,故需以礼节之。而(陈柱)先生又言:

其政治论亦通其教育论,讲“以礼治国”。

合孟、荀二子之言,则孟子以圣人为同类。而荀子则以陶人埏土为瓦,以比圣人化性而为仁义。夫陶人非土,土非陶人,由荀子之说推之,则荀卿必将谓圣人为非人而后可。然则孟子之论优于荀子矣。

故木就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已。<small>《劝学篇》</small>

盖孟子以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皆出于人之本性。而荀子则以好利、疾恶等等,皆出于人之本性。盖各持一端,以立论者也。然则孰为是邪?

提问然则孰为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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